南窖古街：寺庙、宅院与店铺

南窖古街上的寺庙、宅院与店铺乃古街之菁华所在，其究竟兴于何年，败于何事，主人是谁，有何特色，值得一一道来。

“娘娘庙”为南窖村最早的庙宇，庙内外现存多株参天古树，皆有六七百年高龄。娘娘庙坐落于南窖村西头，人们便称之为“西庙”，其供奉着道教的山神“碧霞元君”。庙东侧为村口的“门楼”，其形制类似于古代的城门，当地人呼曰“过街楼”，或“瓮桥”。

清道光年间（1821-1850），村内大小商户较多，纳税总额很大，某些小商户则税负较重，颇为艰难。有鉴于此，村内多家豪门富户便联合成立“仁义局”，揽下所有商户需上缴的税银，此举大大减轻了众商户的纳税负担，也极大提高了其经营的动力。为表感念之情，众商户在娘娘庙立下“仁义局碑”，只可惜此碑后来被洪水冲走，荡然无其踪迹。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村人在娘娘庙内再次立起“重修仁义局碑”，碑头两面分别刻有“义著千秋”与“仁垂万古”等字。

娘娘庙有前后两殿，建筑规模较大，解放后，它还为粮店、小学校、幼儿园、党支部、村公所等各种机构提供过房屋场地，可谓“鞠躬尽瘁”，任劳任怨。2019年秋，第二届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举办期间，娘娘庙一如既往，又有大作为：南窖乡的“历史文脉珍品展”在此举办。展览以乡域为范围，以历史为脉络，用实物做支撑，系统回顾了南窖乡的“前世今生”。一个乡镇居然有此等展览，可见南窖地区是绝对有料可挖、有史可托的，其效果自然是大受欢迎，游客无不点赞。

“古戏楼”位于娘娘庙的斜对面，建于清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,光绪十年（1884）重修。戏楼为砖木结构，坐南朝北，背倚“南山”，面村临河。戏台尺寸约40平方米，雕梁画柱，甚为别致。戏楼门前的河道上有一座桥，名曰“登峰”，过登峰桥既可进入戏楼，也可沿休闲步道“登”上村南小山“峰”，纵览南窖村全貌，身临玻璃树、古栗树、古漆树等多种稀有树植的一枝一叶。是的，村南小山峰上，古树苍翠，鸟鸣风和，尤其到了秋季，那红叶胜景更令人留恋忘返。

“背楼子”建筑年代不详，因其后墙对着“过街楼”，便得此名。又因其坐北朝南，正对着河沟另一边的古戏台，故还有“观戏堂”之称。不过，在这个“堂”观戏的，除了人，还有神。事实上，“背楼子”起初就是神仙崇拜的产物：为村内庙宇供奉的龙神看戏而建。以前，每到逢年过节唱戏时，村民就会把几位龙神请进“观戏堂”，散戏后再将其恭送回庙里。

尤值一提的是，“背楼子”的后墙正对着“过街楼”的门洞，而后墙上的两篇壁书更是令人眼前一亮：其一为诗仙李白的《春夜宴·诸从弟桃李园序》，其二为书圣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落款为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。

“拔贡院”位于村西，房主为清代贡生赵联魁，其官居七品，颇有声望。明清时期，为解决秀才考不上举人、没有出路的大难题，朝廷便令各府州县推荐突出的秀才入京师国子监，然后经统一考试，合格者即可走上仕途之路，这个制度便称为“拔贡”，其受益者即为“贡生”。

拔贡初定6年一考，乾隆中期改为逢酉（年）一选，也就是12年考一次，其优选者任七品京官，次选封县令，最末的第三等则充地方“教谕”。可以这么说，拔贡是介于秀才与举人之间的一种“功名”，而赵联奎就拥有此种功名。

 “拔贡院”坐北朝南，三进院落，一进院基本完好，窗棂做工极为精致，代表了赵联魁的显赫地位，属典型的明代建筑。赵拔贡常年在外地做官，告老还乡后便居于此。

提及赵联魁，就必须说一说南窖村的“虎头牌”与“黑红棍”。虎头牌与黑红棍皆为古代官员专用，前者为皇权象征，路人见之须避让，后者为封建社会衙内大堂差役行刑之用具。

清同治年间，赵联魁为方便乡民出门上香，特请同窗好友、涿州总兵秉报朝廷，获御赐虎头牌两面，黑红棍一双。此后，每年村里有进香走会等重大活动时，御赐的“牌棍”便在队前开路，以示威仪。

虎头牌由金丝楠木制成，上雕虎头，高七尺三寸，黑红棍长五尺九寸，棍体两头一尺五寸处刻有隶书“御敕”二字。其精美仿品现存于南窖村西首的娘娘庙。

“北极玄帝庙”建于明朝初年，南窖百姓称其为“真武庙”，其雄踞于村庄的中心地段，坐北朝南，所以正好，其东方是“左青龙”，西方是“右白虎”，南方是“前朱雀”，而它自己便是坐镇北方的“后玄武”。古人的风水智慧不可小觑，玄帝庙便可集中见之。

玄帝庙先后进行多次重建，最终形成“三殿两院”的格局，其前殿供奉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和赵云，中殿供真武大帝，后殿供着菩萨。

玄帝庙的山门前，一道影壁临古街而立，上面嵌有一个大大的砖雕“福”字。每逢初一、十五、春节以及民间重大节日的时候，南窖地区的狮子会、中幡会、银音会、大鼓会等民间“花会”皆齐聚玄帝庙。这些“花会”尽情表演，娱人亦自娱，百姓则趁其欢腾之势，赶紧烧香祈福，保佑家人吉祥平安。

“李家秀才院”也位于古商街中段位置，其大门朝北，门楣上刻有蝙蝠一对，寓意洪“福”齐天；“户对”上雕“三多”二字，寓意“多福多禄多寿”。李家秀才院的木刻浮雕十分精美，极见功底，而“李家秀才”的故事，则更为传奇。

清同治年间，李家的长兄李霖、三弟李棠分别考取了秀才，乡党随即赠予李家昆仲“泮水芹香”与“花萼相辉”两块匾额。

长兄李霖除了是“泮水芹香”的秀才之外，还通医术，且人品高贵，可谓儒医之典范。当年，李霖治好了通州王府格格的重疾，王爷为表谢意，执意要帮李霖在京城前门外开中药房。可李霖婉拒，遂回南窖老家，继续悬壶济世于乡土。王爷大为钦佩，专门差人到南窖，送李霖“儒医济世”匾额一块。

营业于古商街北侧16号的“孔记钱庄”，主要做存贷款的生意，乃古代名副其实的金融机构，老板是孔祥贵和孔祥富两兄弟，其原籍山西，富甲一方，据说与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家族是同宗。钱庄于20世纪40年代关闭。古街北侧19号的“杨家赌场”是南窖村最豪华的大院之一，它有一个极为形象的别称——“狼窝”。说起来是个“窝”，但规模却相当了得：整体建筑为一进院，大门朝南，门口有鼓墩一对；北房与南房各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；门窗上有“寿”字、灯笼景、牡丹、比干财神等木雕，房檐有香草兰花砖雕。

大房山的“故事”

大房山，燕地名山，据民国十七年编修的《房山县志》记载，大房为“幽燕奥室”，且“望之明秀异常，宛然如室”，于是早在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中，就名曰“大防山”。房山在金代为奉先县，元代至元二十七年(1290)更名房山县，“大防山”遂跟着改名为大房山。

大房山的主峰猫耳山恰位于南窖与周口店交界处，即南窖乡东北部，海拔1307米。南窖地区自古就有好风景，猫耳山周边万木葱茏，幽谷迷人，怪石跌宕，溪流潺环，有“大房耸翠”之盛誉。不错，这“大房耸翠”便是明清以来的房山第一景。从元至清，房山便有新、旧八景之说，但不管“新旧”，“大房耸翠”均列首位，其地位自不待言。

有好景，便有妙诗，这是中国山水文化的一个大传统，明代诗人张才曾为大房山题曰：

群山回护如房势，万仞昂然耸碧霄。

日出雾收呈壮丽，风吹云散见岧尧。

东连褐石峰相近，西接昆仑路不遥。

胜景非凡堪纵目，一时良匠亦难描。

清代康熙年间，房山县令佟有年抓住抚民于房山的大好机会，也对这“一时良匠亦难描”的大房山予以渲染： 

翼翼神京抚大荒，天开东序与西房。

高擎羲辔留残照，下聪山城沸管簧。

冠汤切云当岌岌，儿孙拱护尽苍苍。

遗民不省人间事，漫说陈言到禹阳。

佟有年是房山县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父母官，不仅“房山八景”皆有其题诗，而且还致力于房山史地文化，康熙三年版的《房山县志》便是他修撰的——此志的文献汇编，为后人系统研究房山的地域文化，提供极大便利。

县令在前，皇帝补后——百年荏苒，康熙的孙子乾隆临幸大房山、祭祀金陵。乾隆一生酷爱诗词，他不来则已，来了当然也要提笔：在“冠汤切云当岌岌”的惊险刺激之中，乾隆作下《望大防山歌》，其开篇四句曰：

太行连延西南来，千支万派纷纡回。

房山于此独称俊，拔地秀拥金堂开。

好个“房山于此独称俊”，赞美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为何“曾经沧海、除却巫山”的乾隆皇帝也对此山此地钟爱有加？无他，因为这里融野趣与人文于一体。只是，时至今日，这些“人文”，大多业已成历史遗迹，化为憾事一桩。但是，先人留下的痕迹是无法磨灭的，后人可以去追寻，去索问，去还原。

猫耳山的顶峰曰“茶楼顶”或“茶炉顶”。古书言“邑人于此采木叶为茶”，这“木叶”就是黄芩，一种营养丰富的上乘茶品，南窖人至今仍在种植、采集、饮用。

猫耳山顶，还有绝世而立的崇圣宫。崇圣宫是为金章宗修建的高山行宫，俗称金章宗歇凉台，为的是让金章宗在金陵祭祀先祖时，有一个落脚的地方——章宗曾12次拜谒金陵。金章宗，汉名完颜璟，金代第六位皇帝，泰和八年（1208年）病轰，时值壮年41岁，葬于道陵，即今天金陵“金台夕照”的遗址景观处。

当其时，金朝承平已久，皇位继承自有子孙后来人，可不巧的是，金章宗的6个儿子都在3岁前夭亡，皇位最终竟然由其叔父继承，正可谓“逆向继承”。而且，金章宗死后，金帝国便不可逆转地走向下坡路。26年后，金朝在南宋与蒙古的南北夹击之下寿终正寝。可见，金章宗的“歇凉台”带有一抹浓浓的悲情色彩。

金朝，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创立的朝代，建都于上京会宁府，即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。1125年，励精图治，建国10之后，金灭辽，两年后再灭北宋。再过28年，即1153年，金政权的都城从苦寒偏远的上京南迁至“中都”，即今北京。金朝迁都北京，是北京真正意义上的建都之始，距今已866年——之前的辽代，北京地区为“燕京”析津府，或称“南京”，只属于陪都的性质。

力主迁都北京的是金代第四位皇帝“海陵王”，他排除各方阻力，强令女真贵族和大臣离开熟悉的白山黑水，离开建都已近40年的故乡上京，然后义无反顾，向南行进约2500里，奔赴前朝辽国的“燕京”，并改燕京为中都。从上京到燕京，路途是多么的坎坷漫长，金人是多么的哀怨嗟叹，海陵王又是多么的毅然绝决。

迁都北京还不够，为了达到长期定都北京、经营北京、繁荣北京的目的，海陵王一不做二不休，紧接着决定将原在黑龙江阿城的祖陵迁至北京。他先是派“司天台”的官员在中都周边一带寻找风水宝地，后经过他全程的大力督促，终于选定陵址：中都城西南方向约100华里、九条山脉蜿蜒而下、古有“幽燕堂奥”之称的“云峰山”——这云峰山，便紧邻大房山的主峰猫耳山。

海陵王对这块陵寝十分重视，在建设期间曾多次前来视察，最后一次曾驻扎在此达半个月之久——海陵王曾经离我们南窖很近很近，如果他翻越“南窖沟”，再沿着山坡小道稍微朝前走一走，便能踏入南窖这片土地。说不定他来过，谁又能确定呢？

从海陵王一朝开始，经过60余年的持续营建，金陵逐渐形成为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。但不堪回首的是，明朝末年，后金，即后来的清帝国，起兵反明，明军节节败退。金陵的墓主，乃清人无可置疑的远祖，于是天启皇帝就认为，是清人的“祖坟”金陵“王气”太旺盛，压制了大明运势。这样，天启一怒之下，派兵捣毁了金陵。而猫耳山顶峰那座给金章宗“歇凉”的崇圣宫，自然也灰飞烟灭，进入历史的无限追忆之中。

可以这么说，海陵王的毅然绝决，塑造了房山地区厚重的文化底蕴，也为南窖地区注入了一股北方帝国的豪迈与辉腾之气。是的，在包括南窖村在内的整个南窖地区，不管是抬脚漫步，还是驾车蜿蜒，抬头便可见气势撼人的猫耳山，还能遥想金陵，遥想金国，遥想海陵王，遥想金章宗。

据传，猫耳山上的摩崖造像多达72处，现仅在山顶留有三尊石像，其中两个并排端坐：一为土地爷，其头戴官帽，面露微笑，身穿长袖袍，呈端坐姿态；一为武将，头戴钢盔，两眼圆瞪，身穿铠甲，右手握触地宝剑，雄姿威武神圣。

土地爷神像题记曰：“大明天启元年造土地爷·四川僧本心石匠李见”——天启皇帝毁了金陵，却又在他那个时代给猫耳山留下石像，不知这是历史搞出来的黑色幽默，还是历史力所能及的补偿。

土地爷与武将这两座造像旁边，还有一块磨平的石头，雕有围棋盘。相传，那位让叔叔接了班的金章宗完颜璟，曾在此与山僧对弈。大概，这位僧人正在为完颜璟出谋划策，看怎样才能让他幼小的皇子不再夭折。

据说，完颜璟的生母为宋徽宗的外孙女，而且，完颜璟被认为是宋徽宗的“转世灵童”——不过，这是一笔糊涂账。靖康之乱，汴京陷落，包括宋徽宗与宋钦宗父子在内的宋皇室被金人一锅端，尽皆掳往天寒地冻的上京会宁府，而徽宗的20多个女儿，自然全都配以金人。至于金章宗的母亲是否为宋徽宗如假包换的外孙女，那就得麻烦历史学家进一步拿出铁证了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金章宗确有宋徽宗的风采，就连他的一手瘦金体字，也酷似徽宗，几可乱徽宗之真。

猫耳山南坡阳面，本还有一座大名鼎鼎的“灵峰寺”，其始建于唐僖宗光启二年（863）。辽代重熙十五年（1046），有一位名叫章上人的高僧，奏请当朝皇帝钦赐寺名为“灵峰寺”。明朝末年，这座高山古刹也在天启帝针对后金的“毁陵运动”中被抹去。房山地区的历史人文景观，获益于金帝国与金陵，亦大损于金帝国与金陵。正可谓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